美国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险遭暗杀，枪击瞬间习惯性的一转头竟救了这位美国共和党前总统的命，使子弹仅仅在右耳留下了擦伤。这起暗杀事件使特朗普本就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调继续大幅上升，鉴于特朗普已于7月15日正式被共和党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因此特朗普极有可能会在今年以较大比例票数当选美国总统。
考虑到特朗普曾在2017-2020年担任过美国总统，且往后很有可能会延续他此前的施政纲领以及“美国优先“的立场，因此我们不难结合他过去的执政经历来分析未来他当选对巴西可能造成的影响。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特朗普的胜利将使巴西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非常不同的立场。卢拉是一位支持大规模政府支出和政府干预的左翼政治家，并在环境和人权方面持进步立场。特朗普则代表右翼，主张“小政府”模式，并在社会议题上较为保守。
卢拉需要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右翼在巴西乃至是在拉美的重新抬头。直到目前为止，卢拉仍然没能修复巴西政治的割裂局面，极右翼前总统博索纳罗在巴西政界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自由党为代表的反对党频繁在立法议程上向执政党施压。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特朗普的当选将会极大地鼓舞巴西右翼的士气，鉴于劳工党尚未明确指出卢拉的接班人，甚至连卢拉也表示过有意在2026年谋求连任，如果卢拉政府无法在任上做出足够让中间选民信服的成绩，未来巴西左翼将在大选中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
外交上，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对美国过去一贯主张的“价值观外交“并不感冒，他主张的是强硬、功利、务实的经济单边主义，因此特朗普很有可能会再度像之前那样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以便更加专注地与中国在国防、外交、经贸等领域进行更激烈的对抗。在此基础上，特朗普很有可能将在上台后减少乃至放弃对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支持，而是转向与俄罗斯交好并力促俄乌两国达成停战协议，这点倒是与卢拉的想法相近，不过也仅此而已。
在其他地缘政治问题上，左翼的卢拉政府与右翼的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有比较大的分歧，比如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诸如对古巴实施禁运和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卢拉所反对的。另一个潜在的重大分歧点是加沙冲突，与福音派选民关系密切且反感穆斯林的特朗普很大可能会使美国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将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
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是巴西和美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基础预计将不会发生改变。在经济政策上，出于引导产业回流美国的目的，特朗普提倡对内降低企业税率、对外增加商品关税，此外，他还提倡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放松行业监管和发展传统能源来降低通货膨胀。
尽管巴西对美国常年有着较大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国不仅是巴西工业品（如飞机、钢铁和药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还是巴西重要的海外投资者（如通用汽车），因此对于巴西的工业和科技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预计特朗普当选后将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产业回流鼓励政策将打击巴西的对美出口和阻碍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
然而，考虑到中美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抗加剧，且中巴两国产业结构高度互补，巴西有希望通过加深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来弥补未来可能从美国减少的出口额和投资。同理，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使美国未来可能与欧洲产生的诸多分歧也将为巴西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关系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当选后可能采取的对国内传统能源开采的鼓励政策和对俄关系的解冻，外加战争风险的骤降，预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国际油价将会开始回落，这将不利于巴西的出口贸易。
基于两位总统在环境问题上的看法截然相反，未来巴美可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特朗普以质疑地球变暖是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而闻名，他在2016年当选后的第一项措施之一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卢拉则把环境问题树立为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旗帜之一，在卢拉的领导下，巴西减少了亚马逊的森林砍伐并加速出台有利于本土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在外交场合上频频打出这面旗帜来为巴西争取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
巴西将在2025年主办联合国气候大会，世界各国将在会上协调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政策，但是若特朗普当选，他可能甚至不会派人参加在巴西举行的这场会议。预计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巴西和美国未来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点将减少，这将迫使巴西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如中国、法国和德国。不过实际上，即使在优先考虑环境问题的拜登政府时期，巴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也没有取得显著进展，拜登和卢拉之间从未有过如预期般深层次的合作。
此外在环境问题上，这里需要提到一个小插曲。最近，过去一向火热的ESG（environment、social和governance的缩写）概念突然在美国失去了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追捧，在今年2月，摩根大通、道富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贝莱德接连宣布退出或转移在CA100+（世界最大的气候行动投资者联盟）的资产，涉及到的资产总额约有14万亿美元，有观点把这一转变归结于来自美国共和党的政治高压。
不仅是“E”，“S”似乎也正在被美国的科技公司们抛弃。在2020年美国发生了“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的企业增加了对DEI（diversity, equity, 和inclusion 的缩写）的投入，但是最近在右翼施加的政治压力和低经济效益产出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扭转。以最近的发生的事件为例，据传，微软已解散公司的DEI团队，埃隆·马斯克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出台“跨性别法案”（该法案禁止学校要求工作人员在注意到学生出现跨性别迹象时通知他们的家长，或向家长透露学生的性取向）之后宣布把X和SpaceX的总部迁往德克萨斯州。
ESG沦为美国党派之争的工具，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美国共和党人一直试图通过一系列立法以阻止ESG发展，若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未来美国政界对ESG施加的压力恐怕将变本加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坚持发展这一路线的企业乃至是国家，比如卢拉就有可能因此无法再为巴西从美国拉取到环境保护基金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