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近日关注到，中国已向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专门机构）提交了覆盖十余个卫星星座的网络资料，申报总量超过20万颗卫星。根据中国日报等公开信息，其中规模最大的两套星座为CTC-1与CTC-2，每套规划96,714颗卫星，相关申报由“无线电频谱利用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提交，合计占全部申报数量的绝大多数。
需要明确的是，这类“向联合国体系机构提交资料”并不等同于“获得发射许可”或“即将一次性发射”。按照ITU的卫星网络规则程序，申报通常是卫星系统落地部署的前置步骤之一，涉及对频率与轨道资源的国际层面协调与登记，实际发射与商用仍需经历较长周期，并可能随着技术路线、市场策略和监管要求而调整。中国日报援引业内人士称，相关国际申报往往需要在发射前2至7年推进，后续规模与技术参数也可能动态优化。
从全球视角看，此次集中申报折射出低地球轨道（LEO）频谱与轨道资源竞争的升温。ITU规则中，“投入使用（bringing into use）”存在时间限制与合规节点要求，运营方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申报后的关键步骤并满足相关里程碑安排，否则可能影响其对频谱/轨道资源的主张。 在大型星座日益成为国家与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背景下，各方对“先占位、后部署”的敏感度随之上升。
与此同时，超大规模星座的扩张也带来更现实的治理议题，包括太空交通管理、碎片风险、频率干扰协调以及跨国监管协同。国际媒体对各主要航天力量在低轨的密集活动保持高度关注。以中国为例，Space.com在回顾2025年中国航天进展时提到，中国当年实现了创纪录的轨道发射尝试次数，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与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等方向加速推进。
对中国而言，这轮申报更像是为商业航天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预留空间”：一方面以规则化方式参与国际资源分配与协调；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网络建设、应用落地与国际合作争取更大操作余地。接下来外界更关注的，将是这些星座的实际部署节奏、技术路径选择，以及在国际规则框架下与其他星座系统的协调进展。
